广西民族大学干部培训

1998年我硕士毕业来到广西民族学院历史与档案系工作的时候，系里研究太平天国运动史很有名气的三老——彭大雍、朱哲芳、唐增烈教授，只有唐老师还在岗位上。前系主任朱哲芳教授在一年多前仙逝；革命前辈彭大雍教授已经离休，后来听说身体不好住进了医院，直至去世。无缘得见贤者，憾何如之！

1990年历史系主任朱哲芳教授（前排右一）带领学生到桂平开展社会实践活动

唐增烈老师和我硕士导师李桂芝教授是前后年级的师兄妹，我来之前，导师就交代清楚，让我一定要登门拜访。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南宁火热六月的那一天晚上，在学校浓阴遮月的一坡教授楼，唐增烈老师家里，我第一次品尝到了苦瓜酿、瓜花酿和辣椒酿，都是唐师母王启慧老师的杰作，味道非常不错，让我惊奇的是瓜花和苦瓜都能像饺子那样包肉。那天晚上具体聊了什么我已经忘记，但是永远记得他们对刚刚来到广西的我嘘寒问暖，令我非常感动。

1995年历史系合影（前二排左四为唐增烈教授，左五为朱哲芳教授）

唐增烈老师时任系党总支书记，工作繁忙，但对我总是关爱有加，尤其耳提面命，给我今后的教学科研成长方向提过不少建议，思之暖心。他个头不高，声音不大，但是斯文中透着原则和力量。他说话和讲课都非常有条理。给我印象深刻的仍然是他喜欢讲研究太平天国运动的心得，总说文章是改出来的，最好请认真的同行帮着改。1999年唐增烈老师退休，已经患上帕金森症，此后逐渐严重。我多次在校园见到他，师母王老师总是陪伴着，慢慢行走，我没事总要陪他走上一程，唠唠家常，谈谈母校和历史。可叹我那时年轻不懂事，也怕麻烦，就很少去他家了。再后来唐增烈老师病重住院，在2015年春天去世。开追悼会的那天是个连绵春雨后的大回南天，处处潮湿阴郁，恰如我的心情。在唐增烈老师病重期间没有前往探视，实在是一生的遗憾，因为他一直把我当做自己的学生看待。我写诗悼念：“先生壮志出全州，燕北岭南几度游。近代典中研史事，相思湖畔展鸿猷。春蚕到老丝难尽，蜡炬成灰泪未休。苦雨连绵邕水咽，贤人已逝总留愁。”

刚入职的那几年我课不多，也还不重视科研，所以比较清闲。总想着自己今后的研究要转到中国南方和广西地方民族历史方面来，觉得必须先读一读广西历代方志，因此有空的时候我总喜欢往学校图书馆古籍库去。在这里经常见到早已离休的秦慰俭老师，他是大名鼎鼎的秦晖教授的父亲。他的家乡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，与我的家乡湖南城步苗族自治县山水相连。我每次回家都要经过龙胜，所以一听到“龙胜”一词就有亲切感。秦慰俭老师问我哪里人，我自报家门，他非常热情，亲切地问我工作生活境况。秦慰俭老师讲授过历史文献学和广西地方史，很有学问。后来我才知道他青年时代曾是广西师大的学生领袖，解放战争期间在桂林积极参加被称为解放战争“第二条战线”的“反饥饿反内战反压迫”民主运动。但是我见到的是晚年的他，瘦高平和，俭朴无华，手抖得厉害，不过仍然非常健谈，一口乡音，洪亮苍劲，很善于与人沟通。后来我听过秦晖先生的讲座，声音气势很像他父亲。秦慰俭老师住院多年，大家去看望他，他都感到不安，生怕耽误大家的时间。2013年秦老去世，遗体告别仪式也很简单，一如他一生的俭朴。

系里还有一位有名的龙胜人陈衣教授，生于1924年。我刚来时他早已离休。他是广西民族学院历史专业的创建者之一，也是革命老人，1944年参加过龙胜抗日政工队，1948年参加中共外围组织爱国民主青年会，1949年参加创建龙胜北区游击队。陈衣教授不认识我，我作为晚晚辈也无由前去请教，不过多次在校园里见到他，温文尔雅，其貌不扬，谁能想得到他当年的叱咤风云啊。我每次看到陈教授就觉得很亲切。陈衣教授对侗族历史文化很有研究，我读过他的文章，感觉既有历史功底又有现实关怀，很受教益。

当年历档系世界史教研室还有一位离休老教授尹曲老师，生于1921年，柳州人，很早就加入中国民主同盟（后来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）——我记得秦慰俭教授也是民盟盟员，我自己入职后不久也成为了民盟盟员，我们历史系还有不少盟员，这似乎也是有历史传承的。尹曲老师有非常传奇的家庭，一门四兄弟，大哥是商人，二哥是国民党人，三哥是共产党人，在香港从事地下党工作，尹曲老师曾帮助三哥及三哥地下党的同志进行过革命工作。他主攻欧洲史，在《历史研究》上发表过文章，1984年左右才从吉林大学历史系调回我们系，也算是落叶归根吧。历档系还在三坡平房的时候，他偶尔还来看看，我因此在系里还见过他几次，身材比较高大，朴素慈祥。2000年历档系拆分后再也没有见他来过新地方，但是在校园有时候还能见到。他于2006年去世，我因在外读博没有参加追悼会。他的女儿尹虹教授，也主攻欧洲史，真正是继承家学，最初也在历档系，博士毕业后去了华南师大历史系，现在应该也退休了，她为人豪爽热情，有柳州辣妹子的风范，曾在《历史研究》和《世界历史》发表过几篇重量级文章，很有影响。

世界史教研室另一位严志钰教授，现在能记起他的人应该不多。他是浙江人，早年支边来到广西，曾在广西某中学任教，1980年代中期才来到广西民院。他通晓俄文，主攻俄国史，对中外比较研究很有心得，我记得他做过康熙帝与彼得大帝的比较研究，很有深度。他高大帅气，头发花白，为人谦逊正直，有江南秀才风度。他身体不好很少运动，但是为了集体荣誉，经常参加我们的气排球比赛训练，训后偶尔还跟我们这些小年轻去吃个饭。他很体贴人，见到我们这些后学，总爱用他温软好听的略带吴音的普通话聊聊天，聊的主题，几乎永远只有两个，一是过得怎么样，二是读了什么书。他去世的时候才60多岁，令人伤感不已。

那些年在校园见到的老人还真不少，这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幸运之处，还有缘见到这些经历过天翻地覆时代的老人和老学者。就像我在中央民族大学读书的那些年，还能偶尔或经常在校园见到费孝通先生、林耀华先生、马学良先生、王钟翰先生、宋蜀华先生等等，听过他们的讲课讲座或者硕士博士论文答辩会上的发言，那真的是受益终生。虽然不好贸然前去打扰，但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觉得满足，看见他们安然地慢慢散步，或者和人交谈，就能够感受到一股文气，令人肃然起敬。

研究东南亚民族史的范宏贵教授和研究瑶族历史文化的张有隽教授，同样是我入校以来经常在相思湖畔散步时见到的。范宏贵教授是越南归侨，祖籍广西龙州，在云南长大。他参加过1950年代的民族调查和民族识别工作，在越南历史文化、壮傣民族和东南亚民族渊源等研究方面卓有成就，为学界所共知。稍加接触，我们后辈就能感受到他的博学、谦和、宽容以及乐于扶助后学，从不见他发过脾气，也不见他争名争利。范宏贵教授于2016年与世长辞，享年82岁，留给我们丰富的精神财富和无限哀思。

范宏贵教授（1934-2016）

张有隽教授则有点脾气，为人严肃，不苟言笑，不过学问真的不错，他对瑶族历史文化和仪式的研究很有创见，在1980年代那是执牛耳者，在国际上都很有名。我第一次见他，是1998年我借住在八坡一栋李远龙兄的单间里，张有隽教授操着桂柳话吩咐远龙兄做什么事情。远龙兄是他的首届硕士生，那时候广西民族学院还没有硕士点，是挂在云南大学招生的。一见面我就见识到了张有隽教授的大嗓门和气势。他退休后经常坐在学校东门，青衫布鞋，和门卫聊天，远远就能够感受到他的落寞和无奈，一点都看不出是一位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、自治区政协常委的资深教授。2014年他溘然长逝，真正是身无长物，只留下一室书籍。

张有隽教授（1939-2014）

最后想写一下秦红增教授。他是社会学和民族学的学科带头人，长期担任《广西民族大学学报（哲学社会科学版）》的执行主编，为我校的学科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。他被公认为是《广西民族大学学报（哲学社会科学版）》最重要的打造者之一。在他任编辑和执行主编之后，学报的名气蒸蒸日上，以致学界有人说“广西师大不如师大出版社有名，广西民大不如民大学报有名”。他并不是历史学者，但是他做乡村研究，且攻读博士学位时师从中山大学周大鸣教授，从而与历史人类学者和“华南学派”走得很近。在他的主持下，学报设有“历史人类学”专栏，所刊发的文章我觉得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。红增教授的豪爽和义气是有名的，对我也很关照，怎不叫人感动！他2021年5月英年早逝，惊闻噩耗，悲痛不已。我当时就写了一首悼诗表达自己的伤感：“陕西有士唤红增，南岭秦川文脉承。八桂名师温讲席，百强学报聚高朋。有情青眼曾垂我，无尽丹心且蕴膺。今日谪仙乘鹤去，哀思点点语还凝。”

历史学专业是我校最早的本科专业之一，与政治学、民族学、档案学几经分合，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血缘关系，几代学人薪火相传，敬业、坚守、厚重和乐于扶持后辈，是大家共同的特点。我们回顾曾经辉煌的时代，更乐见今后更大的发展，以更好更强的局面来传承逝者的精神，是我们的责任，也是我写下以上文字的动力。（编辑：兰利玲 校对：杨力华）